李贽思想与“姚嶲学派”的崛起

朱和双　曹晓宏

　　明代中期，李贽不远千里来姚安，为官三年。李贽是一代思想家、文学家，也是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他在姚安三年，对姚安的思想、学术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之后，姚安逐步成为了云南一个文化次中心，同时也是连接滇学与蜀学的一个通道。之后的三百多年里，在这里成长起来的一批文化人，在思想上或多或少都受到了李贽及其思想的影响，我们暂且把这一批人称之为“姚嶲学派”。

　　一、李贽到姚安府任职时的社会状况

　　在李贽来姚安之前，姚安府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现在我们来回望那个时期的姚安，可以看到：大族高氏横行郡中，外来官员良政难施；盗贼此伏彼生、弱肉强食，民不聊生；文化教育难以实施，人才缺乏。这种状况在一些文献里面多处有记载。明朝孙继皋（１５５０－１６１０年）所撰的《宗伯集》卷四有一篇《姚安守秦公传》，里面说：“姚安在万里外，文网稀阔，而大姓高某为不法，横行郡中，吏莫敢诘问。”李元阳（１５４９－１５８０年）在《姚安太守东淇杨公遮留记》里也说：“姚安为郡，素号难制，地有酋长，俗尚强梗。为太守者未入郡界，先入之言在其肺腑。既升郡堂，坐太守座，凡见前者无非难治之事，所临莅者无非难治之人。一切苟且塞责，庶几职满而去。自有郡以来，沿袭成俗，谓治姚安法宜尔也。豪猾欺陵，凶残吞并皆置之不问；盗贼满野，西没东生，若罔闻知。”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云南乡试录》里有一个记载：嘉靖乙卯（１５５５年）秋八月，“云南例比士于乡”，在“中式举人四十名”中，竟无一人来自姚安军民府。

　　究其原因，有的说是因姚安久沐于佛教，而儒学的创设又长期停滞不前，时人对此局面颇有不满。这好像也不是一个理由。在明早在嘉靖年间，王阳明晚年招收的云南籍入室弟子王鸣凤便将盛极一时的“阳明学”传到了姚安。清康熙《大姚县志》有《卓行》说：“王鸣凤，性英迈，素有气节。童试时，太守奇其文，荐之学使。……应岁贡，初授安福县丞，得从事阳明王先生，学识始进。献筹边策，切中时务，兵部王公宪谓有匡济略，咨行录用。寻升峨眉县令，莅任多政绩，累膺旌奖。及退居林下，三举孝廉，请建学宫，躬率庠子弟殚力上言，又赎地以助其成，今大姚储才有地，皆公之惠也。”明万历十一年（１５８３年）接任姚安知府的卢洪先撰《金孝子传》说：“金鲤……姚世族子也。……〔尝〕讲学于盖庵周公、南沙熊公、洪山杨公、中溪李公，见罗李师。……万历七年，御使帅公极意搜辑，据实类造。请事下，礼部尚书潘公并该科勘合，于本年九月初四日照会帅院，核实过孝子一名金鲤……类行云南布政司另给官银起盖牌坊，用风夷俗，以劝化将来。……于是致仕知县王鸣凤、庠生江一龙等以事闻……黄堂李公卓吾之《孝友传》〔谓〕‘向公承节之孝弟辨’，叙述者也；‘子孙之是彝是训’，发挥比者也；‘后人之景行维行’，风闻此者也。……今孝子享年八十有馀。”推测王鸣凤的年龄要比金鲤、李元阳（１４９７－１５８０年）稍晚些，但李贽到姚安任职期间，他恐怕已是垂暮老者矣。

　　一个地方思想文化的发展，与主政者不无关系。明朝时期的姚安府虽然有流官来主政，但“地有酋长，俗尚强梗”。明朝的姚安府，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似乎都绕不过高氏一族。我们且来看看明中期高氏在姚安的情况。

　　明张居正（１５２５－１５８２年）撰《张太岳先生文集》（明万历四十年唐国达刻本）卷二十八《与云南廵抚王凝庵》说：“高金宸先已题奉钦，依准袭矣。”万历三年（１５６０年），王凝代邹应龙接任云南巡抚。据《明神宗实录》卷三十六说：“万历三年丁未，以都御史、太常寺卿王凝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云南，兼建昌军节度等处军务。”又据《明神宗实录》卷八十说：“万历六年十月癸卯，升巡抚云南赞理军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凝为南京大理寺卿。”这些资料说的是云南当时主政者的情况。

　　随着父辈的辞世，高金宸以“姚安府经历”（正八品）出现在明代的政治舞台上，始于征剿铁索箐诸夷。明代理学家瞿九思（１５４６－１６１７年）撰《万历武功录》卷六《云南》有《铁锁箐罗思诸夷列传》说：〔高〕钦死，子金宸嗣。然当钦世而后，铁锁〔箐〕始专属姚安〔府土同知〕也。……当是时，姚安守杨汝允，以试事至，谒都御史。”这说明明万历元年时高金宸已袭职。明骆问礼（１５２７－１６０８年，字子本，号缵亭，浙江诸暨人。明嘉靖四十四年进士）撰《万一楼集》卷二十六《书》有《复林联峰》说：“递中得大教，足感垂情。高金宸到任，公移谅已至。台别来以尊教语该府，即翻然领悟，而高酋初不知出上人意也。此虽小节，非得大教，事不可了，便成大隙。昨得抚台来文，亦甚喜悦，荷庇多矣。其到任仪节，入中门谢恩，但不设公座，彼此亦皆安之。”

　　明万历五年二月，骆问礼以云南布政司右参议分守洱海道，与李贽同住姚安府城。万历十二年（１５８４年），骆问礼入楚，任湖广按察司分巡武昌道兼兵备副使。明郭应聘著《郭襄靖公遗集》（明万历间刻本）卷二十一《祭左方伯林联峰同年文》有“余守粤邦，洊秉斧戚。公宪滇沅……”句，推测林联峰曾任职姚安府，而“高金宸到任”即指署该府事。清嵇璜（１７１１－１７９４年）撰《续文献通考（清乾隆间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百四十二《四裔考·西南夷·云南土司一·姚安》说：“万历中，同知高金〔宸〕以征缅功，赐四品服。”据高厚德造报《姚安高氏世系行实》（收入清雍正《姚安高氏族谱》）说：“四十八世祖高金宸，十效军功，大敷文教，筑城垦荒，开复十马科粮四百一十石，纳入大姚县，除去原旧纳马十匹之名。奉旨世袭四品服，俸同知。两摄府篆，五授诰敕，晋秩朝列大夫。”道光《姚州志》卷之二《建置·名宦》说：“高金宸，同知，署府事。”此外，据高厚德造报《姚安高氏世系行实》（收入清雍正《姚安高氏族谱》）附载《管辖》《疆界》说：“〔管辖〕姚州东南西北四界军民、九里里民；大姚县东南西北四界军民、五里里民；姚州铁索乡；大姚县左（苴）却拾马乡。”“〔疆界〕东至定远县一百二十里；南至镇南州一百二十里；西至普朋（淜）、沙松湾一百四十里；北至桥东哨一百二十里；东北自大姚县由左（苴）却拾马〔乡〕至金沙江元谋〔县〕止，计一百里，与江外会川〔卫〕接界；西北自白盐井至铁索〔乡〕一百六十里，与宾川州接界。”这应该就是明清两朝高家的管辖范围了。道光《大姚县志》卷之十六《杂异志·高衙》说：“〔高〕奣映投诚于国朝，授〔姚安府〕土同知职。……所辖三姚彝民，东至元谋县界，南至定远县界，西至云南县界，北至宾川州、永北〔府〕界。”这里的记载与上述的范围大致是相同的。

　　明嘉靖年间，李元阳、王鸣凤等极力推崇“阳明学”，但姚安府最强大的地方实力派高钦（正五品同知）及其胞弟高钧对王守仁劝说贵州宣慰使安贵荣的那些“精辟言论”并不感兴趣。据《明世宗实录》卷之五百十九《嘉靖四十二年三月》载：“辛卯……高钦跳梁于姚安。”又《明世宗实录》卷之五百六十四《嘉靖四十五年闰十月》载：“丙申……云南、四川兵讨逆酉（酋）凤继祖，平之。……馀党姚安府同知高钦及其弟高钓（钧）并谋主赵时杰等亦为姚州土官高继先所擒。”此外，《明世宗实录》卷之五百六十六《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载：“乙未……云南抚镇官、尚书吕光洵等以‘讨平凤继祖及逆党土舍高钦等捷’闻，诏‘先赏土官高继先银币，〔高〕钦子孙降袭姚安府经历，其诸臣功罪，行巡按御史核实以闻’。”也就是说，在高钦、高钓主政姚安土官时期，对儒学特别是“阳明学”在姚安的传播所采取的是抵制的态度。

　　明万历元年（１５７３年），高继先卒，子应麟袭姚州同知（从六品）。高继先是什么样的人呢？ 明万历十六年（１５８８年）戊子春三月，姚安府学教授董金曾撰《明故承务郎姚州土官同知竹亭高公墓志铭》，说：“〔高〕弼娶张氏，生公。公少游庠序，尝学问，知礼义，虽土流而有儒风，且性质雅节、才干忠勤。承袭以来，格杀首级不可枚举，两院各司道嘉奖无虚岁。其大者，统兵剿灭殃坟裔夷，地方赖以宁谧，如征元江、东川、武定，献俘奏凯，克成绝功，屡奉朝旨赍予优渥。……公生于正德庚辰十月二十一日，殁于万历癸酉二月初九日，寿五十有三。……公讳继先，字汝远，号竹亭，配周氏。子男一人，曰应麒。……应麒号少竹，甫六岁而孤，鞠于母周氏，今袭祖职，恂恂儒雅，有父之风，识者谓其克绍前人之烈。”

　　从这些记述看来，李贽到姚安任知府时，姚州的同知是年仅十岁的高应麟。这让李贽思想在姚安的传播阻力相对小了一些。

　　二、李贽在姚安府的治理思想

　　李贽对姚安府的治理思想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是政令清简、守土安民施政措施。

　　李贽（１５２７－１６０２年）的思想从“原情论势”发展到“有官弃官、有家弃家、有发弃发”前，他对当时的姚安府采取了的是“政令清简”的措施。有记载的政绩也就是修桥、建庙（城隍庙和光明宫）、改三台书院、讲几次学、写几篇文章（包括诗和对联）。就在李贽到姚安任知府不久，高金宸因随征铁锁箐、北胜州诸夷叛乱的战功，获准升任该府“同知”（正五品）。为了表示祝贺，李贽撰《高同知奖劝序（高系土官，父祖作逆）》（收入《李温陵集》卷之十《杂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顾大韶校定本），这一篇文章在清道光《姚州志》卷之四《艺文下》改题为《贺世袭高金宸膺奖序》，署知府李贽（字卓吾）撰，并删去“高系土官，父祖作逆”；光绪《姚州志》卷之九《艺文志中·序》同，惟改“李载贽”为“李贽”。按：李贽任姚安知府时，还没有改名“李贽”，且“卓吾”为其号。况李贽谓“父祖作逆”不确，疑即“父叔作逆”之误，因为高齐斗（高金宸的祖父）已死，并没有参与高钦、高钧（凤继祖的女婿）作乱。从这篇文章来看，李贽对高金宸的“守土安民”功绩表示过赞赏，这也是他的政治理想。文章说：

　　予尝语高子〔金宸〕曰：“我国家统一寰宇，泽流区内，威制六合，不务广地而地自广，盖秦皇所不能臣，汉武所不能服者，悉入版图矣。若干羽之格，东渐西被，朔南暨及。以今视之，奚啻千百邪！然此人能言之矣，吾且言其设官分职以为民极者，与子扬厉之可乎？夫滇南迤西，流土并建，文教敷洽，二百馀年矣。盖上采前王封建之盛制，下不失后王郡县之良规者也。夫前有封建，其德厚矣，而制未周；后有郡县，其制美矣，而德未厚。惟是我朝，上下古今，俯仰大王，囊括并包，伦制兼尽，功德盛隆，诚自生民以来之圣之所未有也，故予谓若我圣朝卜世卜年，岂特丕若有夏，勿替有殷，且兼成周有道之长，衍汉唐宋无疆之历，万亿斯年，未有艾矣。此岂直为小臣祝愿之私哉！其根本盛者，其枝叶无穷，理固然耳。尔高氏之先，吾不知其详矣。自为内臣以来，我高皇帝怜其来归而不忍迁之也，则使之仍有土之业；因其助顺而不忍绝之也，则使之与于世及之典。又念其先世曾有功德于民，而吾兵初不血刃也，则授以大夫之秩，以延其子孙而隆其眷。夫当混一廓清之日，摧枯拉朽之际，谋臣猛将，屯集如云，设使守汉唐之故事，或因其来归也，而待以不死，可若何？或因其效顺也，而遂迁之内地，使不得食其故土之毛，可若何？虽其先或有功德，而没世勿论也。其又若之何？故吾以谓我祖宗之恩德至厚也。且今之来此而为郡守、州正、县令者，岂易也哉？彼其读书曾破万卷，胸中兵甲亦且数十万，积累勤矣。苟万分一中选，亦必迟回郎署十馀年，跋涉山川万馀里。视子之爵不甚加，而亲戚坟墓则远矣。然犹日惶惶焉以不得称厥职是惧，一有愆尤，即论斥随之，与编户等矣。其来远，其去速；其得之甚难，而失之甚易也。如此回视吾子安步而行，乘马而驰，足不下堂阶，而终身逸乐，累世富贵不绝，未尝稽颡厥廷，而子孙秩爵与流官埒。是可不知其故乎？且夫汗马之功臣，其殊勋懋伐，载在盟府，尚矣。乃其后嗣不类，或以骄奢毁败，虽有八议，不少假借。外之卫所，其先世非与于拔城陷阵之勋，则未易以千户赏，况万户乎？今其存者无几矣。幸而存，非射命中，力搏虎，则不得以破格调；其平日非敬礼君子，爱恤军人，则不可以久安，亦既岌岌矣。惟士官不然，若有细误，辄与盖覆；若有微劳，辄恐后时。郡守言之监司，监司言之台院，而赏格下矣。夫同一臣子，同一世官也，乃今以郡守则不得比，以卫所主官则不得比，以功臣之子孙则又不得比，其故何哉？盖功臣之子孙，恐其恃功而骄也，则难制矣。故其法不得不详，非故薄之也。若郡守，则节制此者也。非大贤不可；卫所世官，则拥卫此者也，非强有力、知礼义亦不可；故宜其责之备耳。夫有拥卫以防其蔓，有节制以杜其始，则无事矣，故吾子得以安意肆志焉，以世受有爵之荣，是其可不知恩乎？知恩则思报，思报则能谨守礼而重犯法，将与我国家相为终始，无有穷时，其何幸如之！”予既与高子时时作是语，已。今年春，廵按刘公直指铁骢，大敝群吏，乃高子亦与奖赏。然则高子岂不亦贤哉！高子年幼质美，深沉有智，循循雅饬，有儒生之风焉。其务世其家以求克盖前人者，尤可嘉也。于戏！予既直书奖语悬之高门，以为高氏光宠矣。因同官之请，又仍次前语以贺之。其尚知恩报恩，以无弃予言，无负于我国家可也。

　　二是明德亲民的政治主张。

　　据《明史》（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刻本）列传第一百九《耿定向》说：“其学本王守仁，尝招晋江李贽于黄安。……士大夫好禅者，往往从贽游。贽小有才，机辨。……贽为姚安知府，一旦自去其发，冠服坐堂皇，上官勒令解任。居黄安，日引士人讲学，杂以妇女，专崇释氏，卑侮孔、孟。” 李贽去发时并不在姚安，其解任乃自己力辞。在姚安知府任上，李贽的思想还没有发展到“毁儒”的极端状态，比如现藏于昆明市东风西路瓦仓庄的《重修瓦仓营土主庙碑记》即署“万历九年岁次辛巳仲秋朔，中宪大夫知姚安府事温陵卓吾李载贽撰”，这至少可以表明他离滇前仍以儒者自居；惟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温陵集》（明顾大韶校定本）有《李温陵自序》改署“卓吾老子题湖上之聚佛楼”，前后两种署名的差异值得引起重视。作为儒者的李贽深受何心隐（１５１７－１５７９年）的影响，他喜欢讲学，而不喜欢打仗。明万历八年他提前辞官的真正原因就是要避开再征北胜州傈僳人的战争以及接踵而至的征缅甸之战。

　　清初，毛奇龄撰《西河集》（清乾隆四十七年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百二十《折客辨学文》说：“予尝作《土司传》，方阳明在龙场时，土司安贵荣暴横无礼，自恃从征功，欲并诸官驿作土司地。阳明贻一书示之，彼即归罪恐后。夫阳明何尝苦劝人？而所至向化，此即躬行有效之一证矣。”据说安贵荣想奏功升职，王守仁撰《贻安贵荣书》（收入乾隆《贵州通志》卷三十七《艺文·书》，清乾隆四十七年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说：

　　使君之先，自汉唐以来，几千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长久若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礼法，竭忠尽力，不敢分寸有所逾越。故天子亦不得逾礼法，无故而加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朝廷悉取而郡县之，其谁以为不可？……宣慰司亦可革也。……夫铲除冦盗以抚绥平良，亦守土常职，今缕举以要赏，则朝廷平日之恩宠禄位，顾将何为？使君为参政，已非设官之旧，又干进不已，是无底极也，众必不堪。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土地人民。若参政则流官矣，东西南北惟天子所使，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职，或闽或蜀，其敢弗行，则方命之诛，不旋踵而至。捧檄从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复使君有矣！由此言之，虽今日之参政，使君将恐辞去之不速，又可求进乎？……使君必自有不安者。夫拂心违义而行，众所不与，鬼神所不嘉也。

　　惟李贽撰《高同知奖劝序》与当年王守仁撰《贻安贵荣书》有异曲同工处。清光绪《姚州志》卷之五《秩官志》说“高金宸，土府同知，署姚安府事。万历中，以征缅功进秩，赐四品服，知府李贽作《序》以奖之”，这里的理解是有偏差的。顾炎武辑《天下郡国利病书》第四十四册《云南》说：“姚安府土官……所部居崇山，尽力陇亩，家有常给，控制番人，鸷悍喜斗，每奉调征，不庭或至二千人。……近之陇川丁改罕、岳克举诸役皆与焉，而铁索箐之讨自三岔河进兵，众至八千人。万历中，高金宸以征缅功，晋秩四品服。金宸死，高光裕袭。光裕死，妻高宗姒摄职，丽江木氏女也。以帷薄不修被杀，子高守藩听袭。”按：“帷薄不修”指家庭生活淫乱或比喻家庭中男女淫逸、秽乱放荡。据《明神宗实录》卷之五百二《万历四十年闰十一月》载：“己丑……故事‘土司奏讨，升赏必繇，抚按代题’。先是，万历三十八年，云南丽江府土官知府木增以‘从征顺大等夷、助饷二万馀两，乞比北胜州土司同知高承祖、姚安府土舍高光裕等事例，加级宗贤’。时为验封员外，遂题覆‘加三品服色’。及抚臣周嘉谟、按臣邓渼参其违越宗贤，乃具疏请罪，自悔失于行查。部议‘当重加罚治，并追夺新加木增服色。如抚按言，以惩蓦越且申明旧例’。从之。”如此说来，高光裕袭职并被“加级宗贤”即在明万历三十八年前。据《明神宗实录》卷之四百七十二《万历三十八年六月》载：“甲申……赐丽江府土知府木増‘加三品服色’，从其请也。”又《明史》列传第二百二《云南土司二·丽江》说：“〔万历〕三十八年，知府木增以征蛮军兴，助饷银二万余两，乞比北胜土舍高光裕例，加级。部覆赐三品服色，巡按御史劾其违越，请夺新恩，从之。”则误“北胜州土司同知高承祖、姚安府土舍高光裕等事例”为“北胜土舍高光裕例”。又《明熹宗实录》卷之八《天启元年三月》载：“己巳……以姚安府土舍高守藩袭本府土官同知。”在李贽的善意规劝下，高金宸、高光裕及高土官都能尽忠职守得晋秩“四品服”。高守藩卒于明崇祯四年（１６３１年），子高土官袭世职。高奣映撰《先子悟祯传》（收入《鸡足山志》）说“岁甲子，黔国感公义，闻于朝。征之，授太仆寺寺丞，仍兼四品服俸”。到高厚德（高奣映之孙）袭职时，因侵占民田并贿赂流官，最终被朝廷“郡县之”。

　　三是“援佛归儒”的精神取向。

　　在晚明时期，李贽的思想得到了姚嶲学派的推崇，这是一项不争的事实。但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可以归结为佛教的根深蒂固及儒学的“非正统”倾向。作为“正统儒学”最忠实的坚守者，骆问礼的政绩在姚安人的记忆中早已消失殆尽，这恰好证明当时姚安府的儒学仍处于“非正统”状态。实际上，骆问礼与李贽同住姚城时期的分歧完全超越了“政见”的不同，因为他推崇孔孟圣学和程朱理学而反对王阳明的整体学说，甚至还有诋毁佛教的极端思想。

　　三、受李贽思想及学术影响的姚安后人

　　（一）陶珽

　　陶珽一直被认为是李贽的学生，甚至称为“龙湖高足”。近人刘念学（署“念觉居士”）编《姚安县史地概要》（民国三十三年铅印本，以下同）有《学术》说：“明代邑中学术，自以陶珽、陶珙兄弟为最。珽受业晋江李卓吾，并与公安袁氏中郎兄弟为友，文章则以白乐天、苏子瞻为宗；且好谈佛学，亦受袁氏熏染。同时并有彻庸，为方外交，故学术实综合儒、释。珽著有《阆园集》，并纂《续说郛》，极称博洽。”

　　实际上，陶珽是否到湖北拜访过李贽仍缺乏可靠的证据，相信他早期便主要得益于陶希皋的教诲。明万历《云南通志》（民国二十三年龙氏灵源别墅重印本）卷之八《学校志·姚安府·乡举》说：“万历癸酉科，陶希皋。”陶希皋早年受业于泰州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罗汝芳（１５１５－１５８８年，字惟德，号近溪。嘉靖三十二年进士。嘉靖四十四年因父丧归里守制。万历元年十月升云南按察司副使分巡永昌），相信他也抛弃了“程朱理学”的羁绊。清光绪《姚州志》卷之七《人物志·乡贤》说：陶希皋“辞官归里，养亲课子。……倡首捐资修黉宫，乡人感其德”，这应该是陶珽成进士前发生的事情。李贽官姚安知府的三年间，便刻意“入于禅”。明万历八年（１５８０年），骆问礼的生母郑氏卒，随即从云南右参议任上丁忧故里。骆问礼撰《续羊枣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高承埏重订本）卷之九《李太守好奇》说：

　　姚安李知府名载贽，号卓吾，善文能书，好讲学。时讲学者多入于禅，而此公尤甚。然廉靖明达，上下爱之。一日出一对于“观海楼”，曰：“禅缘乘入，有下乘，有中乘，有上乘，有上上乘，参得透，一乘便了；佛以法修，无灭法，无作法，无非法，无非非法，解得脱，万法皆通。”一日学道出巡，予燕之于楼。〔学道〕谓予曰：“此非禅寺，胡揭此联？”予曰：“此李太守漫笔，爱其奇巧，不欲去之耳。”后李公求致仕，人以予‘亲临守道，不能留之’为言，且有传予‘去之’之说，为‘去其官者’。又招致一书生，文辞清雅、仪容秀发而无姓名、籍贯。予疑之，行文府中查明，而竟不回文。予曰：“查之本道事已毕，倘有违碍，事在该府。”人又有谓予“不能为太守留贤者”。然予出滇时，李公尚未致仕。及致仕，竟不归乡，寄住耿楚侗家，以其为道学宗主也。不知何故，游至京师，死于非命。大抵清奇可怪而不近人情，终非儒者正道。李〔公〕，福建晋江人。

　　骆问礼所说的这名“书生”，疑即从李贽游学之姚安人，但不可能是陶珽。陶珽生于明万历甲戌（１５７４年），其父陶希皋于癸酉举孝廉。清高奣映撰《鸡足山志》（云南省图书馆藏清钞本）卷之六《人物上·名贤》有《陶珽》说：“举万历辛卯科孝廉，以屡科不第……万历庚戌成进士第，与括苍傅宗龙先生为同年，陶登乡荐副公车时，傅才诞生耳。其翁梦同年至，则来朝，陶踵其门矣。陶屡不中，坚守之。比足十八年，乃与傅齐发，其石上谈因，固皆再来人。”从这段话可推测傅宗龙生于明万历十九年（１５９１年），而他竟比陶珽年轻１８岁（如果将“比足十八年”算作是“陶屡不中，坚守之”的时间，显然是算错了）。楚雄彝族自治州地方志办公室编《楚雄人物》说陶珽“生于明万历元年”即将“比足十八年”算作是陶珽、傅宗龙两人年龄之间的差距。明万历三十年（１６０２年）三月十五日，“游至京师”的李贽以剃发为名，夺下理发师的剃刀割断自己的喉咙而死，终年７６岁。在李贽辞世后，骆问礼借此文澄清当时的事实。明末藏书家高承埏（１６０３－１６４８年）撰《续羊枣集序》说：“暨阳骆缵亭先生，以进士起家，隆庆初为留京给谏，数上封事忤执政意，谪楚雄幕，邅回。久之，稍迁至滇藩少参，旋以楚臬副〔致仕〕。归老乡园者二十馀年，日以读书、撰述自娱，所著有《万一楼集》七十二卷，若《续羊枣集》九卷，即《〔万一楼〕集》中之一。……予考先生之在滇也，温陵李卓吾方守姚安，先生倾契特至。洎其晚年，自为墓碣，襟期卓荦乃如此。为杰为迂，后世当有笃论哉！”因推崇朱熹，骆问理对王守仁的学说是不屑一顾的，他还反对佛教，这些都与李贽相抵牾。

　　陶珽早年随其父陶希皋游宦到贵州（万历初居石阡府，随后转安顺府永宁州），而李贽到姚安任知府时，根本就没有机会结识陶希皋及年幼的陶珽。楚雄彝族自治州地方志办公室编《楚雄人物》（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７页）强说“珽幼年即有志于学。时值李贽任姚安知府，收徒授业，珽即‘游于李卓吾之门’”，惟缺乏根据。林海权著《李贽年谱考略》（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０１页）说：“〔李贽〕任姚安军民府知府……莅任后，即修庙学，集生徒讲学。……时姚安陶珽来从李贽学。”实际上，“从李贽学”者虽众，但没有陶珽。清高奣映撰《鸡足山志》（云南省图书馆藏清抄本，以下同）卷之六《人物上·名贤》有《陶珽》说：“凡会试归，即弃家入鸡足山，初读书于白井庵，嗣读书〔于〕大觉寺，继精临摹于楞伽室。……未第时，又多读书〔于〕西湖，与陶石篑、袁中郎、黄慎轩、董玄宰、陈眉公诸名卿交，所为诗文，海内称绝。”推测出身于军籍的陶珽在成年以后再次离开姚安所的老家，当是明万历二十年初赴京城参加会试。明万历三十八年（１６１０年）秋，刚考取进士不久的陶珽撰《新建〔白羊〕文庙记》（收入清雍正《白盐井志》卷之八《艺文志下·记》，清雍正八年刻本）说：

　　白羊为姚郡附近，专理鹾政。故不置学，而独有先师庙，主权者率博士弟子春秋讲学行礼……然规度狭隘，弗称尊崇。岁万历己酉秋，新安汪君来司鹾……乃进诸弟子，谋所以改创之。……于是慕义者若响，则有若家大人及诸士庶以金助……陶珽若而人以力助……规制咸备，一洗昔陋。经始于己酉冬，落成于庚戌秋。……庙成，余尚需次都门，诸文学走币数千里，索余言以纪成事。余闻之阳明子曰：“国有学而不修，有司之耻也；士有学而不修，士之耻也。士之学，以心性为基，以道德为垣，以仁义廉耻为墉。士而败基丧垣，复塞其墉，即翚飞鸟革以崇饰师庙，且谓入室之戈，而谓吾学以修乎？”汪君既耻有司之不修而率先多士，多士宜何如勉旃？夫圣人之学，心学也；圣圣相传，心心相印。舜文崛起，东彝西彝，不问地也；见知闻知，五百馀岁，不问时也。鸡鸣夜气，为圣之时；豪杰自期，为圣之地。志在作圣，而时与地勿论已。我朝声教四讫，人文宣朗，增置学校，独遗粤滇诸盐司。若曰：“是何足与？言仁义云尔。”然圣门端木氏以货殖称，而不足累端木，盖学犹殖也，不学将匏落无庸。吾愿多士以学为殖，以心为学，远宗濂洛关闽，近接姚江、河东诸君子。……司所籍者，弟子员几五十人，文物不亚滇之一邑，而前有邱君鑑魁于乡，则掇科登膴，多士固饶为之矣。

　　这里的“濂洛关闽”指的是宋代理学的四个学派，“濂”即濂溪，指周敦颐（因其原居道州营道濂溪，世称濂溪先生，为宋代理学之祖，是程颐、程颢的老师）；“洛”即洛阳，指程颢、程颐兄弟（因其家居洛阳，世称其学为洛学）；“关”即关中，指张载（因其家居关中，世称横渠先生，张载之学称关学）、“闽”指朱熹（因他曾讲学于福建考亭，故称闽学，又称“考亭派”）。陶珽站在维护儒学正统的立场评论“诸君子”，他所说的“姚江”即王阳明，而“河东”就是明代初期朱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薛瑄（１３８９－１４６４，字德温，号敬轩，山西河津人。他与弟子阎禹锡、白良辅、张鼎和私淑弟子段坚等创建了著名的“河东之学”，门徒遍及山西、河南、关陇一带，蔚为大宗。其学传至明中期又形成以吕柟为主的“关中之学”）。明万历四十五年（１６１７年）前后，从刑部（郎中）任上回到姚安所丁父忧的陶珽撰《李卓吾先生祠记》（收入清光绪《姚州志》卷之八《艺文志上·记》，清光绪十一年刻本）说：

　　先生去（守）姚，距今四十年；其卒于长安，又距今十六年。余纵观守是邦者，凡有德于一士一民皆有祠，或迁去或致归又皆有祠，即先祠而后诖吏议者终亦不废祠。先生何独无祠？岂姚人至是忍忘先生哉？吁！此正所以为先生欤！先生真人也，其在姚也，当其时、尽其心，如是则已；其去姚也，无系恋、无要结，如是则已。如江河行地，如日月经天，有时见，有时不见，而俗眼见其见者，不见其不见者，以为先生如是则已。然则姚人岂知祠先生哉？余既晚从先生游，比金吾决绝，先生所谓死于不知己之手者，余盖亲尝焉，然则姚之知先生者莫余若也。于是读礼山中，谋与蔡生学清私祠先生。夫祠公典也，先生何私？若父老子弟而受私祠也，蔡生也晚，抑何私于先生？即曰：其父兄伯仲尝倾身事先生，而世人于祖父生则事，殁则怠焉，皆是也，抑何私于先生？吁！此正所谓先生与（欤）！余又纵观宇内诸公无不读先生书，每就予问先生治姚状，思一当北面者，岂非以先生有终不可忘者耶？予既获一日侍先生，蔡生辈又以其伯仲皈依先生，先生尝曰：有一知己死且不恨，安知今日之私祠先生，先生不往来于醉陶生白之间耶？是役也，不以迁秩显，不以当时从游结纳，二三子所致，先生必辗然喜。经始于夏，落成于秋，凡三阅月。嗟乎！姚人于此无负先生也，亦先生之无负姚人矣！

　　李贽守姚安始于明万历五年，而“其卒于长安”为明万历三十年，前后相差二十五年，则“先生去姚，距今四十年”误，据意应改作“先生守姚，距今四十年”。明万历十二年（１５８４年），李贽移居麻城。清高奣映撰《鸡足山志》卷之六《人物上·名贤》说陶珽成进士后，“初授刑部四川司主事；二任福建司员外郎；三任山西司郎中；四任外推大名府知府；五任升陇右道副使；再转辽东兵备道；历任未久，改补武昌兵备道。凡七任，皆有声称，以其才高学博，故所施裕如也”。按：高奣映说陶珽为官“凡七任”，恐有遗漏。明万历年间，陶珽曾先后担任过“大名知府”和“永平知府”。清雍正《畿辅通志》（清乾隆四十七年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五十九卷五十九《职官·大名知府》说：“万历……陶珽，云南人，进士。”该《志》《职官·永平知府》说：“万历……陶珽，云南人，进士。” 在“授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正六品）前，陶珽还担任过“容城县学教谕”（未入流，掌教诲所属生员）。清咸丰《容城县志》（清咸丰七年刻本）卷之五《秩官志·教谕》说：“陶珽，云南姚安举人，万历三十二年任。”明万历三十三年（１６０５年），袁宏道（１５６８－１６１０年）作律诗《陶不退以容城谕丁内艰归滇中，至敝邑殇其令子，遂瘗焉，于其行也，诗以送之》其一云：

麻衫如苇别芹宫，

那复哀殇客路中。

幸免西河夫子恸，

稍存嬴博古人风。

腮毛换去三停白，

桕叶归来十度红。

富贵几何愁苦剧，

令人翘首眄飞鸿。

　　其二云：

十年尘土敝衣裳，

瞥见昆池旧景光。

无佛称尊鸡足老，

与天孰大夜郎王。

蛮娘乍隐溪花笑，

番客遥怀瘴草香。

秘药如山砂似镞，

试探何处有仙方。

　　诗里的容城县属京师保定府，而“丁内艰”即丁母忧。

　　据《明熹宗实录》卷之九《天启元年四月》载：“甲戌……吏部覆方震孺议，‘请通州、天津各添设廵抚都御史一员，永平、密云、蓟州、贵（通）州各添设兵备道一员。天津旧有督饷抚臣李长庚，撤回协理部事，其新抚另议推补。永平旧有道臣按察使杜诗加右布政使，专管燕建二路；以永平知府陶珽升按察司副使，管山石二路。密云、蓟州照永平例，各分二路；通州亦另设兵备一员，招兵练士，督护漕储。昌平旧有道臣再给敕书，令其加意防守。四道俱听顺天廵抚节制。仍行兵部，添设参游将官，与道臣协守’。报可。” 

　　清黄宗羲（１６１０－１６９５年，字太冲，号南雷，人称梨洲先生，浙江馀姚人）撰《海外恸哭记》（收入清薛凤昌编《梨洲遗著汇刊》，清宣统二年上海时中书局铅印本）附录一《思旧录》说：“陈继儒，字仲醇，华亭人，以诸生有盛名。上自缙绅大夫，下至工贾倡优，经其题品，便声价重于一时。故书画器皿，多假其名以行世。岁戊辰，余入京颂冤，遇之于西湖。画船三只，一顿襆被，一见宾客、一载门生故友，见之者云集。陶不退（埏）谓先生曰：‘先生来此近十日，山光水影，当领略遍矣。’先生笑曰：‘迎送不休，数日来只看得一条跳板。’余时寓太平里小巷，先生答拜，乘一小轿，门生徒步随其后。……余出颂冤疏，先生从座上随笔改定。”这里的“埏”即“珽”字之误；“岁戊辰”即崇祯元年（１６２８年），可辅证陶珽此时得偷闲于杭州。陶珽撰《古庭祖师语录叙》末署“崇祯己巳立夏日……书于西泠舟中”。按：“己巳”即崇祯二年（１６２９年），又《姚安世守高氏家谱序》末署“大明崇祯二年孟秋月朔日，通家友生陶珽顿首拜撰”，此时陶珽任职山东副使。据《崇祯长编》卷之三十五《崇祯三年六月》载：“壬戌……〔以〕湖广副使刘加遇为本省参政，〔以〕山东副使陶珽为湖广副使。”因此《新开妙峰山德云寺常住碑记》署“赐进士第前山海、武昌备兵使天台陶珽撰……崇祯五年壬申孟冬”。明崇祯九年（１６３６年）丙子岁春三月上澣，陶珙撰《曹溪一滴缘起》（蓝吉富主编《禅宗全书·语录部十八》影印《径山藏》原刻本）说：“家〔兄〕不退讳珽，今任关中宪副。”推测陶珽的“致官归”即在明崇祯十年前后，因崇祯戊寅（１６３８年）十月前他已隐居姚安所（或鸡足山）矣。

　　关于陶珽在学术上的成就，清高奣映撰《鸡足山志》卷之六《人物上·名贤》有《陶珽》说：“著有《阆园集》，钱牧斋序之；并纂《说郛续》《伯敬史怀》诸书，甚淹洽。”据瞿冕良编著《中国古籍版刻辞典》（济南：齐鲁书社， １９９９年，第５１４页）说：“陶珽……有《阆园集》《续说郛》，崇祯间刻印过元陶宗仪《说郛》１２０卷，宋吕祖谦《东莱博议》６卷，王守仁《王文成公文选》８卷，钟惺《评公羊毂梁二传合刻》２４卷。”关于陶珽与李贽及公安袁氏兄弟交往的情况，钱谦益（１５８２－１６６４年）撰《陶不退阆园集序》（收入《牧斋初学集》卷第三十一《序四》，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崇祯癸未瞿式耜刻本，以下同）说：

　　余少读李卓吾之书，意其所与游者，必皆聪明辨博、恢奇卓诡之士。已而识新安方时化、汪本钶于长安，皆卓吾高足弟子，授以《九正易因》者也。时化一老明经，斤斤为文法吏，褒衣大带，应对舒缓。本钶朴遫腐儒，偶坐植立，如土木偶。是二人者，与之游处，求其为卓吾之徒而不可得也。公安袁小修曰：“卓吾之平生，恶浮华，喜平实。士之矜虚名，炫小智，游光扬声者，见则唾弃之，不与接席而坐。观其所与，则卓吾可知也。”余闻小修言，复与二人者游，乃知为卓吾之徒。久之，如见卓吾之声音肖貌焉。同年生姚安陶珽，字不退，少有志于问学，游卓吾之门而有得焉者也。不退之为人，恂恂已尔，穆穆已尔。与之语，泛滥于物情吏事，剌剌不少休，未尝以问学自表异。余与不退游甚狎，始知卓吾之所与，皆方、汪也，如小修之云。不退既没，其弟仲璞以《阆园集》求叙。不退之诗文，缘情而摅词，据事而立论，未尝标门墙、设坛宇，名为某氏之学也。为吏言吏，居乡言乡，如父老之谈农桑，如家人之问耕织，未尝骈枝俪叶，致饰于语言文字之间也。其言曰“诗则香山，文则眉山”，似矣。试就其诗文，求所谓香山、眉山者何有哉？读《阆园集》者曰：“此陶不退之诗文也，其斯以为卓吾之徒已矣。”卓吾守姚安，清净恬淡，有汲长孺之风；不退居官，似之。卓吾晚年愤世，兀傲自放；而不退规言矩行，老而弥谨。此则不退之善学卓吾者也。

　　因“私淑”李贽的缘故，陶珽的著作常受到清人（以纪昀为代表的“四库全书”编纂者）的诋毁。据《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清乾隆五十四年武英殿刻本）卷一百二十九《子部三十九·杂家类存目六》说：“《毛氏残书三种》（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国朝毛羽宸撰。原本不题书名，亦无序跋目录。凡分三部；曰理学部，多谈心性；曰儒学部，多考证名物典制；曰史学部，则史评也。似全书不止于此，此其残稿耳。书中颇诋斥朱子，如谓性与天道，晦庵以词章晦之，而晚更以与季通所言者与众共言，虽欲使禅宗不寄我篱下不可得，其说颇悖。检书中有《阅〈陶不退阆园集序〉说》一篇，甚推李贽，知其学所由来，源流未正矣。”

　　钱谦益为陶珽、陶珙撰《序》的时间，推测是在明天启三年（１６２３年）十一月（即撰《杨澹孺诗稿序》）后，而必在明崇祯壬午（１６４２年）七月（即撰《刘大将军诗集序》）前。清高奣映撰《鸡足山志》卷之六《人物上·名贤》有《陶珽》说：“致官归，筑雪阁，日研性学于其中，而东南万里之乞书者络至。”明崇祯十一年（１６３８年）十月，徐霞客亲自从高土官处探听到陶珽“犹在姚安”的消息，推测陶珽的卒年应该在明崇祯十四年（１６４１年）前后。明“醉香主人”撰《题卓老批点西厢记》（收入《李卓吾先生批点西厢记真本》卷首，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崇祯十三年西陵天章阁刊本）说：“看书不从生动处看、不从关键处看、不从照应处看，犹如相人不以骨气、不以神色、不以眉目，虽指点之工、言验之切，下焉者矣，乌得名相？……往陶不退〔珽〕语余，〔其〕家藏卓老《西厢》，为世所未见，因举‘风流隋何，浪子陆贾’二语，叠用照应，呼吸生动。乃评之曰：‘一用妙；二用妙、妙；三用以至五用，皆称妙绝、趣绝。’又如‘用头巾语甚趣’‘带酸腐气可爱’，往往点出，皆人所绝不着意者。一经道破，煞有关情；在彼作者，亦不知技之至此极也。卓老尝言：‘凡我批点，如长康点睛，他人不能代。’识此而后知卓老之书，无有不切中关键，开豁心胸，发我慧性者矣。夫《西厢》为千古传奇之祖，卓老所批，又为《西厢》传神之祖。世不乏具眼，应有取证在，母（毋）曰剧本也，当从李氏之书读之矣。崇祯岁庚辰仲秋之朔醉香主人书于快阁。”按：“庚辰”即崇祯十三年（１６４０年），从“往陶不退〔珽〕语余”辅证陶珽仍健在。惟崇祯十五年农历二月中瀚日，戈允礼撰《妙峰开山彻庸和尚塔铭》说：“师于……崇祯辛巳季冬朔三日示微疾”，推测陶珽卒于彻庸禅师圆寂之前，否则就会有陶珽撰《塔铭》传世。

　　据《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清乾隆五十四年武英殿刻本）卷一百三十二《子部四十二·杂家类存目九》说：“《续说郛》四十六卷（通行本），明陶珽编。珽，姚安人，万历庚戌进士。是编增辑陶宗仪《说郛》，迄於元代，复杂抄明人说部五百二十七种以续之，其删节一如宗仪之例。然正〔德〕、嘉〔靖〕以上，淳朴未漓，犹颇存宋、元说部遗意。隆〔庆〕、万〔历〕以后，运趋末造，风气日偷。道学侈称卓老，务讲禅宗，山人竞述眉公，矫言幽尚。或清谈诞放，学晋、宋而不成；或绮语浮华，沿齐、梁而加甚。著书既易，人竞操觚，小品日增，巵言叠煽。求其卓然蝉蜕于流俗者，十不二三。珽乃不别而漫收之，白苇黄茅，殊为冗滥。至其失于考证，时代不明。车若水之《脚气集》以宋人而见收，鲜于枢之《笺纸谱》以元人而阑入，又其小疵矣。……《明百家小说》一百九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旧本题明沈廷松编。廷松号石闾，未详其爵里。前有自序，题甲戌小寒日，当为崇祯七年。而其书乃全与陶珽《续说郛》同，盖坊贾以不全《说郛》伪镌序目售欺也。”由此证明，《续说郛》的刊刻时间该在崇祯七年（１６３４年）以前。又《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十（杂家类五·杂纂之属）》有清纪昀等撰《说郛·提要》说：“国朝顺治丁亥，姚安陶珽所编，又非文博之旧矣。……至珽所续四十六卷，皆明人饾饤之词，全书尚不足观，摘录益无可取。别存其目，不复留溷简牍焉。乾隆四十四年九月恭校上。”按：“顺治丁亥”即永历元年（１６４７年），黄向坚（１６０９－１６７３年）于永历五年（１６５１年）到白盐井寻父母时，陶珽早已经辞世。国家文物局主编、云南省文化厅编著《中国文物地图集·云南分册》（昆明：云南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０４页）说：“陶珽墓〔龙岗乡骆湾村南·明代〕……围石封土墓，高约３米，直径３米。原有墓碑，已毁。”楚雄彝族自治州博物馆编《楚雄彝族自治州文物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８４页）说：“陶珽墓，位于姚安县原龙岗乡与官屯乡交界处骆弯村以南２０００米。〔为〕围石封土墓，墓直径３米，高３米，结构不详，墓曾被盗，碑已不存。”

　　（二）陶珙

　　陶珙是陶珽的弟弟，他所接受的李贽思想应该来自于兄长的影响。钱谦益撰《陶仲璞遁园集序》（收入《牧斋初学集》卷第三十一《序四》）说：

　　姚安陶仲璞，为吾同年兄穉圭之弟。兄弟俱以才名奋起天末。穉圭成进士，扬历中外，官至监司；而仲璞以乙科官南工部，出守宝庆，得罪于藩府，挂冠以归。其治行廉辨清真，亦略相似。余既为穉圭序《阆园集》矣，仲璞复以《遁园集》示余，求一言之弁？余不知文，安能序仲璞之文？亦知其为陶氏兄弟之文而已矣。万历之季，海内皆诋訾王、李，以乐天、子瞻为宗，其说唱于公安袁氏。而袁氏中郎、小修皆李卓吾之徒，其指实自卓吾发之。穉圭与小修俱龙湖高足弟子，而仲璞少受学于穉圭，其师友渊源如此。故其诗文之大指可得而考也。夫诗至于香山，文至于眉山，天下之能事尽矣。袁氏之学未能尽香山、眉山，而其抉擿芜秽，开涤海内之心眼，则功于斯文为大。仲璞之《集》称心而言，指事而论，无薄喉棘手之艰，无东涂西抹之饰，则亦袁氏之遗风，可以祖香山而宗眉山，不坠落今世词章道学窟穴中也。穉圭文多应世酬物之语，而仲璞多谭学问，逗露旴江、泰州宗指，顾犹沾沾于三峰入裸国而解衣，其亦有随缘牵劝之思乎？龙湖一瓣香具在，安得促席从仲璞而问之？

　　 明崇祯九年（１６３６年）丙子岁春三月上澣，陶珙撰《曹溪一滴缘起》说：“余不佞珙，今南水部郎无学居士也。”推测陶珙由南京工部都水清吏司郎中（正五品）出为宝庆知府，即在明崇祯十年前后。清康熙《宝庆府志》（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康熙二十年刻本）卷之一《郡建置纪》说：“〔崇祯〕十二年，知府陶珙以忤岷王。〔岷〕王讦奏，夺珙职”该《志》卷之二十四《名宦传二·循良列传·明知府》说：“陶珙，字紫浪（阆），姚安人。渊源家学，专精性命，澹肰声利之外。濂溪伊洛，其宗派也。以南水部郎出守宝郡……天王寺流寇报警，简阅各属锐壮，得三千人，授推官李梦日，以便宜捕剿。自率乡绅分地昼夜防御。不逾时，寇平。……合祀周程张朱于爱莲池，纂修郡乘。凡所兴革，皆救时急务。时岷藩骄横，纵其校尉鱼肉士民，珙杖而囚之，被藩枉参，去官归滇南。丁亥夏，流贼张献忠在川中为国朝王师所诛，其党孙可望奔入滇中，穴窟自王，攻陷州邑。珙时家居姚安，练乡勇御之。不胜，为可望所执。强之降，不屈。大骂，被害。”“丁亥”为永历元年，即清顺治四年（１６４７年）。乾隆《湖广通志》（清乾隆四十七年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四十六《名宦志·宝庆府》引旧《〔湖广〕通志》说：“陶珙，姚安人。由南水部〔郎〕出守宝庆。……时流寇告警，珙简各属锐壮以便宜捕剿，指顾削平。又立乡团以防剽掠。珉（岷）藩纵其校尉鱼肉士类，珙杖囚之，遂解归。为献贼余党所执，不屈见害。”另据《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清乾隆四十七年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八《通谥节愍诸臣下》说：“宝庆知府陶珙，姚安人。流寇告警，率乡勇剿贼。以忤岷王，罢归。中途为贼所害（见《一统志》）。”道光《宝庆府志》（清道光二十九年邵州濂溪书院刻本）卷第四《大政纪四·明》说：“〔崇祯〕十二年，夺知府陶珙职。”

　　明崇祯四年（１６３１年），陶珙仍在南工部任职。明祁彪佳（１６０２－１６４５年，一字虎子，又字幼文、宏吉，号世培，别号远山堂主人、寓山居士等，浙江绍兴府山阴县梅墅村人）撰《祁忠敏公日记》（民国二十六年绍兴县修志委员会铅印本）第一卷《涉北程言》说：崇祯“辛未岁七月二十九日，为予入都之次日”；该年十二月“十二日，予梓里人屠姓者，以不能归告贷，适从友人贷得些须，遂转以五金与之。柳白屿至，与之饭，听其说黔中当日围城事。柳〔白屿〕去，颜壮其来，偕至鹫峰寺，适六馆陶紫阆与僧括于方丈，即陶不退先生之难弟也，予就晤之。少顷，贾道乾亦至。颜壮其询尹笃师以大事因缘，师讲讫，〔颜〕壮其指地下曰：‘譬如此砖，有佛性否？’师曰：‘有！’〔又问〕：‘砖毁时有佛性否？’师曰：‘无。’颜〔壮其〕言：‘然则四大在有佛性，四大散便无佛性乎？’师曰：‘然。’贾道乾以其空、色作二解，未为黠首。陶紫阆先别去。”明崇祯七年（１６３４）孟冬，陶珙编《穀诒汇》十四卷（卷首二卷）问世，内镌“男〔陶〕以鉽、〔陶〕以铸督梓”。但是从晚明以降《穀诒汇》便在滇川黔诸省绝迹的情况进行推测，该书仍然是刊刻于南京（或杭州附近）。

　　陶珙于明崇祯十二年被枉参夺职后，即前往浙江等地访友刻书。明崇祯十五年（１６４２年）十二月，钱谦益撰《阳明、近溪语要序》（收入《牧斋初学集》卷第二十八《序一》）说：“本朝之谈学者，新会之主静，河津之藏密，固已别具手眼。至于阳明、近溪，旷世而作，剖性命之微言，发儒先之秘密，如泉之涌地，如风之袭物，开遮纵夺，无施不可。人至是而始信儒者之所藏，固如是其富有日新，迨两公而始启其扃鐍，数其珍宝耳。李习之年廿有九参药山，退而著《复性书》，或疑其以儒而盗佛，是所谓疑东邻之井，盗西邻之水者乎？疑阳明、近溪之盗佛也，亦若是已矣。滇南陶仲璞，撮两家语录之精要者，刻而传之，而使余叙其首。余为之序曰：‘此非两家之书，而儒释参同之书，可以止屛山之诤，而息湛然之讥者也。若夫以佛合孔，以禅合孟，则非余之言，而柳子之言也。’崇祯壬午涂月，虞山钱谦益叙。”按：“近溪”即罗汝芳，陶珙的父亲陶希皋少时从其学。明崇祯十六年（１６４３年）正月，钱谦益撰《书金陵旧刻法宝三书后》（收入《牧斋初学集》卷第八十六《题跋四》）说：“金陵少宗伯殷秋崖先生手订《楞严解》十卷，采录《华严合论》为《约语》四卷，又得《宗镜会要》于长干精舍，锓梓行世。又七十有馀年，而滇南陶仲璞太守获其版于公之诸孙，将募送嘉兴经藏，以广流通，而属余书其事。……仲璞为龙湖高足弟子，而时时抵齿于三峰禅，余尝以裸国解衣讽之。今观其沈酣于三书，汲汲然欢喜赞叹，知其眼光烁然，不为波旬只手所障也。喜而为之证明如此。癸未正月，聚沙居士书。”此外，钱谦益撰《跋董玄宰书少陵诗卷》（收入《牧斋初学集》卷第八十五《题跋三》）说：“陶仲璞守宝庆，强项执法，获罪岷藩，罢官还滇南。舟中无长物，惟董宗伯所书少陵诗一卷，是其生平所宝爱者，藏弆箧衍，出入怀袖。郁林太守以廉石压载，以此方之，彼为笨伯矣。宋人有渡江遇风者，悉索舟中宝玩畀之，风益急，最后以黄鲁直书扇投之，立止。江神故具眼如此。其视此卷。安知不宝重于南金大贝乎？仲璞其善藏之。”疑陶珙辞别西泠诸友而还滇南应该是在明崇祯十六年以后。

　　（三）高奣映

　　从时间上看，高奣映与李贽并没有交集，但前人思想对后人的影响是不需要有直接接触的。李贽到姚安三年，与高氏的交集是怎么也避免不了的。明永历六年（１６５２年）间，姚安府土同知高凤似已沉迷于“悦禅”状态，清黄向坚撰《寻亲纪程》（清乾隆至道光间长塘鲍氏刻《知不足斋丛书》本）说：“于是出〔大〕姚城，过白塔，拜土司高公，〔其〕门有‘永为外藩’一匾。进内衙，众僧绕廊，庄严如古刹，静室焚香，敬写经文。公年少长斋佞佛，侍从捧茶举案必跪，俨如王者。〔公〕素与家君善，云：‘全滇干戈鼎沸，凡不受职者，悉被惨祸；得解绶善全者，惟老父母（亲）一人耳。〔且〕年来与无住、白空长老结莲社于妙峰、龙山诸刹，将修来世，因今幸复得聚首，岂偶然事。’知予作归计，蹙然曰：‘相隔数年，何急于一旦也！’予俯而不答，辞去。”按：“无住、白空”两长老均是鸡足山高僧。近人刘念学编《姚安县史地概要》有《学术》说：“清初高奣映继起，博览广窥，著书七十九种，凡经史释老，天文舆地，文学诗词，均有著作诠解。”明万历年间李贽两次游鸡足山的情况，高奣映撰《鸡足山志》卷之四《名胜下·古迹》有《李卓吾先生谈禅楼》说：

　　释曰先生〔为〕温陵人，官姚安太守。于万历六年戊寅，因巡按调〔叶〕榆、鹤〔庆〕、姚〔安〕三府会剿北胜蛮贼机宜，按君延于永昌府，故先生得久游于鸡足，寓大觉寺，与水月禅人论净土法门，遂作《念佛答问》；又与同官论《二十分识》《六度解》《四海说》等，皆于二观楼所成者。先生《南城草》并《初潭忆旧集》中，其文足据。宪副章尔佩题其楼曰‘李卓吾先生谈禅之楼’。今以二观之名，移于寺左。雾篆甘霖，即在其下。

　　该《志》卷之五《建置》说：

　　大觉寺在紫云山前万寿庵之上，背负望台，左去龙华寺数百武，右邻千佛阁。嘉靖四十二年，寂光寺僧儒全募洱海杨宗尧建小庵。万历二年，奣映四十九世祖凤公捐金建为觉云寺，故姚安太守李卓吾于八年游鸡山寓焉，迨内监杨文泰寓寺中，卓吾遂移迎祥寺。……迎祥寺在钵盂山下，即钵盂庵。嘉靖间陈■创建。崇祯丙子，僧周定重修。康熙丙午，僧普宜、广富重修。李卓吾尝寓此听经。……二观楼在大觉寺殿右。爰李卓吾先生在斯楼寓止，著《二十分识》《念佛答问》《六度解》并《四海说》，且多聚德腊谈禅。遂宪副章尔佩移二观匾于殿左。雾篆甘霖，即在楼前也。此楼则题为‘李卓吾先生谈禅之楼’，后僧又移藏经于殿前之楼，名曰法海，而大错修志，因贮藏，遂讹。‘二观’取《道德经》有欲无欲之义，乃名之于前楼焉。今正之。

　　该《志》卷之六《人物上·名贤》有《李载贽》说：“李字〔宏甫，号〕卓吾，福建晋江人，以孝廉历仕〔刑部郎中〕，于万历五年官姚安太守。爰义更号氏，迨卒之年，计号四十有七。刻意成家，任癖一往，大约得精于禅，以文为综该，遂有所自入。六年戊寅，缘按君剿贼北胜，调姚〔安〕、〔叶〕榆、鹤〔庆〕三府会酌机宜，先生遂得留鸡足数月。继至七年己卯，竟自免归。巡按刘维及钦其高尚〔者〕，征诗文册以送之。八年庚辰，先生解组，遂再登鸡足，寓钵盂庵，听真利法师讲《楞伽经》。其六年游山始末，详《古迹》之‘谈禅楼’内。”高奣映尊称李载贽为“先生”，并对他“刻意成家，任癖一往”的行为表示理解，还盛赞他是“得精于禅”的智者。高奣映的著作流传至今的部分已无法窥其全豹，很难设想他在《鸡足山志》外，又该如何评价李贽及其“非陌非阡”的思想体系。

甘孟贤撰《高雪君先生家传》（收入《姚阳三先生遗书》，云南省图书馆藏清稿本）说“自三十馀岁即以世职传其子映厚，辟别馆于结璘山……藏古今书籍于佛雪岩，编为十号，每号千数百卷，三姚缙绅蓄书之家莫与为比。成就后学，及门之士成进士者二十二人，登乡举者四十七人，游庠者〔一〕百三十五人。贡生徐维季、廪生冉宏智、张凌汉、张怀，及门高第弟子也；武举施楷亦就先生问学有得，自号晚学居士云。”高奣映的入室弟子并不局限于姚安籍，除《妙香国草》中得列名者外，其他“及门之士”究竟为谁，亟待识者补证。

　　四、“理学初盛”的群体实践

　　清初高奣映的“悦禅”终究没有突破儒者的底线，到晚年时他更是“舌耕”不辍，倾尽全力以培正学林。但随着乾嘉学派的兴起，以考据为主旨的“朴学”逐渐盛极一时。明朝李贽守姚安时的事迹，到清初已经慢慢地变得“模糊化”了。比如清康熙《姚州志》卷之四《名宦》、乾隆《姚州志》卷之四《名宦》都说：“李载贽，晋江人，举人。万历五年任知府，性严守洁。民罹火灾，为建火神庙，时祷而禳焉。将三载，竟自免归，士民攀卧道旁，车不得发，囊中仅图书数卷。巡按刘维及一（当）时藩臬作《高尚册》以遂其志，佥事顾养谦为之序。世称‘卓吾先生’。”清道光《姚州志》卷之二《建置·名宦》说：“李载贽，福建晋江举人，万历五年任知府，性严守洁。民罹火灾，为建火神庙（光明宫），时祷而禳焉。〔将〕三载，竟自免归，士民攀卧道旁，车不得发，囊中仅图书数卷。巡按刘维及当时藩臬作《高尚册》以遂其志，佥事顾养谦为之序。世称‘卓吾先生’。”清光绪《姚州志》卷之五《秩官志》参《广舆记》及〔姚〕州旧《志》说：“李贽，字卓吾，晋江人，举人，万历五年知姚安府。初，姚民数被火灾，贽为坛祈祷，遂免焉，乃建光明宫于城东门外，以祀火神。贽天性严洁，政令清简。簿书之暇，时与释子参论，又每至伽蓝判了公事。致仕归，囊中仅图书数卷，士民遮道相送，车马不能前进。巡按刘维及当时藩臬作《高尚册》以遂其志，佥事顾养谦为之序。罢官后倦于梳栉，一日恶头痒，乃髡其发，自号秃翁。著作《焚书》，手眼独出千古。”想不到以博学著称的贡生甘雨及其诸子（即甘孟贤、甘仲贤、甘叔贤和甘季贤，时任光绪《姚州志》校字）竟会强说“卓吾”为其字。民国《姚安县志》第三册《人物上·名宦》说：“李载贽，一名贽，字卓吾，福建晋江人，举人，万历五年知姚安府。初，姚民数被火灾，贽为坛祈祷，遂免焉，乃建光明宫于城东门外，以祭火神。贽天性严洁，政令清简，簿书之暇，时与释子参论，又每至伽蓝判了公事。致仕归，囊中仅图书数卷，士民遮道相送，车马不能前进。巡按刘维及当时藩臬作《高尚册》以遂其志，佥事顾养谦为之序。罢官后，倦于梳栉，一日恶头痒，乃髡其发，自号‘秃翁’。著有《焚书》，手眼独出千古。”此篇《李载贽传》不知出于何人之手，只是不可能是由云龙，同样将李贽的“字”（宏甫）与“号”（卓吾）搞混淆了。近人刘念学编《姚安县史地概要》有《贤良官师》说“志乘上贤良最著之……知府如……李贽之政令严（清）洁”，他竟险些将“清洁”与“严苛”相混淆。

　　毫无疑问，李贽针对孔子是非的“横议”惹怒了乾嘉学派的重要创始人——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１６１３―１６８２年）。因为乾嘉学派的治学内容就是以儒家经典为中心，并且认为儒家典籍越古越真。就在高奣映辞世以后，姚安人对李贽继承“王学左派”的思想逐渐采取了摒弃态度，他们放弃了“儒释道兼修”的做法，为的就是要重新“昌明程朱理学”。在这一方面，饶乙生、甘氏一门、陈廷杰等均是代表。

　　近人刘念学编《姚安县史地概要》有《学术》说：“迨饶乙生倡明理学，著有《善诱录》，以为教学程式。甘氏继之，理学益为昌明。咸同乱后，甘雨、陈廷杰设帐讲学，重兴文化，人才辈出。甘氏并纂《〔姚〕州志》，文献足征。四桂尤为超卓，文章崇桐城，理学重实践。〔甘〕孟贤纂辑前贤遗书、诸弟著作，厥功尤伟。〔甘〕仲贤兼通科学、算术、教授后学。”

　　饶乙生

　　１． 甘孟贤撰《饶敬斋先生家传》（收入《姚阳三先生遗书》，云南省图书馆藏清稿本）说：

　　先生讳乙生，字大用，别号敬斋。父常，江西金溪县学诸生，明崇祯间来滇，卜居永北，嗣游宦于姚，遂家焉。先生际室家缔造之初，能刻志力学，光启基绪，通经史，工文艺，弱冠游姚安府庠，旋补廪膳生。性端重沈毅，举止不苟，读性理书有得，遂厌弃科举之学，家居奉亲，教授生徒。取宋以后诸儒语录，日夕研究，证以四子、六经，辨其同异，精思力践，白起居饮食，以至敦伦饬纪、处事接物，皆守先哲成法，而实出于性之所安。其学以“穷理”为先，以“居敬”为本，以“谨独”为归，昼有所为，夜则笔之于书。二氏之学，屏而弗道，教人先行后文，随其材质高下，皆有以成就之。于寒畯子弟，尤加意矜恤，课稚子务在保生，唯恐以严督致疾。讲解书史，每引其间行，迎机启之，又因事指物，告以天理人欲之辨。童子游其门者，无督责之苦，而智慧日开，恋恋如赤子之依慈母，不忍一朝离也。晚年以岁贡选拔云州训导，年老不之官，优游林下，日以讲学为事。所著《穷理惺心集》《敬斋日记》，皆躬行心得之言。子师贤、宗贤，皆岁贡生。宗贤能传其学，教授于乡，三姚人士，尽出其门。喜施予，所得贽金，尽以周济贫乏。孙有亮，宗贤子，乾隆丁卯举于乡，戊戌成进士。赞曰：“吾姚自陶不退兄弟以文学、经济为乡里倡，继其后者，如高雪君之博综群籍，著书数百万言，彬彬郁郁，可谓盛矣。然言心言性，遁入空虚，大抵不离〔来〕瞿昙（唐）宗旨。惟先生得“濂洛关闽”正传，躬行实践，屏除异端，穷理似考亭，和粹似纯公，端整似正叔，静退似康节，崛起边荒，远绍绝学，可谓豪杰之士矣。论次吾乡先辈，得不以先生称首哉？

　　２． 甘氏一门

　　清嘉道年间的甘荣禄（１７８６―１８４８年）、甘荣昌（？―１８３２年）兄弟皆以业儒闻于乡。甘雨撰《先考事略》（收入甘孟贤编《补过斋遗集》，云南省图书馆藏清稿本）说：“先君子孝友性成，不假修饰……〔族曾祖〕士雅公告雨曰：‘汝祖性严毅，课役内外，皆有程限……〔汝父〕八岁，受学于外翰周跃舟……十八岁，与汝叔同入州庠，二十食饩，以汝祖父母老，讲学于家，奉甘旨、课农圃，事无钜细，身自任之，俾汝叔得肆力于学。汝叔所读书，汝父手钞者十之七八，钩乙音释，整齐精致，予尝见而爱之。’此雨之得闻于族曾祖者也。雨六七岁时，先君子与先叔泰交，皆课徒于家，先叔处前楼，先君子处后楼，门人才俊服丽者，辄归之前楼。先君子所教，类皆戚党寒素之士，雨请其故，曰：‘若辈易教，俾汝叔得暇读书耳。’……先叔善饮，午课毕，必一入酒家，先君子虽不胜杯勺，而酌茗对饮，欢欣浃洽，无一日不与之偕。道光壬辰，以挨次当贡成均，先叔临场病疫，遂徒步送先叔舆疾归，兼程而至，足茧磊然而不以为苦也，迟贡四年，而不以为失也，此雨所及见而记忆之者也。”甘荣禄的塾师为周跃舟，应该是乾隆年间的业儒者。

　　清咸同年间“舌耕”不辍的甘雨、陈廷杰（１８２４―１９０４）等均出自甘荣禄之门。清刘安科撰《甘润之先生家传》（收入《筠雪堂文钞》）说：

　　先生讳雨，字润之，号慰农。……世业儒，历十数传而至先生。……其封翁讳荣禄，字廷锡，自以暮年得子，课读綦严，妣氏罗孺人深惜之，而庭训不少假。先生于书，过目辄记，学制举业，试每冠其曹，由弟子员补廪膳生，而贡于廷。又能为诗古文词，而先生雅不自喜也。年稍长，益力于经，一日读《孟子》，至“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遂恍然有悟于道。后奉朱子《小学》一书为始基，而寻源于《近思录》及元明诸儒语录，精思力践，必欲为圣人之徒。……设塾讲学，英隽之士，咸出其门。先生备历艰危，人道益粹，其教人以“休认四端”为本，以“修身齐家”为用，艺文为次。其持躬则存诚主敬，平易近人，履险与夷，数十年如一日，非有得于濂洛关闽之旨者，其熟能与于此哉！晚年选授广西州学训导，到官三月，即以病辞，同时文士赋诗以赠其行，由是名誉益闻公卿。归而主讲大成书院，从学倍盛，里闬薰德，皆成善良。……其馀著述尚多，类皆见道之言。

　　清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四日，昆明陈荣昌撰《甘诚正先生墓表》（收入《虚斋文集》）说：

　　……其生平为学，虽倾侧扰攘，未尝一日废。内笃于至性，外则卓然有大节，自励励人，一衷于圣贤之道。……居父忧，一遵朱文公家礼，不用浮屠。……呜呼！先生于兄弟、朋友、夫妇之伦，无不尽其道，然皆忠孝之馀耳。先生之学，与其所为教，曰有耻、曰扩充四端，皆推本于孔孟，而其服膺得力，则宋、明诸子之书居多，盖所谓道学家也。世之诋毁道学者，以其实不副名耳，故予特表其忠孝之大之合于圣贤者，揭于其墓之原，闻先生之风者，亦可以折其心而关其口矣，其谥为“诚正”也宜哉！

　　甘孟贤撰《善诱录序》（收入民国《姚安县志》第七册《文征》）说：“〔饶敬斋〕先生奋起遐荒，以斯文为己任，学宗洛闽，道著躬行，教授于乡里，式其德。……乃益信先生果吾姚名儒。前乎先生者，莫能先；后乎先生者，难为继也。”按：“洛闽”即“洛学”和“闽学”的合称，即程朱理学。在这里，甘孟贤对高奣映“言心言性，遁入空虚，大抵不离瞿昙（唐）宗旨”提出了批评，而甘雨（润之）更是主张“学问以不欺世为本”。近人刘念学编《姚安县史地概要》有《人物》说：“近则……甘雨父子之躬行实践，累叶儒修。”

　　晚清时期，姚州“旧学”的集大成者首推甘孟贤，赵藩撰《有清铨授保山县教谕姚安甘君墓表》（收入《向湖村舍文集》）说：

　　光绪末年，部选保山县教谕，辞不就职。宣统辛亥，清运告终，隐居却聘，终老于家。此君出处之大节也。……佐父课弟仲贤、叔贤、季贤三人书，讲授有法，皆膺乡荐。……君传名父之学，以义理为范围，经史为根柢，景仰儒先，躬行实践，于人无不爱，于事无或苟，不以食贫而驰胞与之怀，不以时变而易尺寸之守。凡所论撰，皆阐明大道、曲尽人情，章阐幽潜，皋牢文献，门人述之，乡人珍之。自著有《诗文集》《日省录》《历代帝王歌》《闺阁百贤诗注》《女子法戒录》《弟子规直解》《地球三字经》《分类字义》《同音字义》《偶字韵编》《蔬园杂志》若干卷，编辑有《甘氏族谱》《姚安三先生遗书》《补过斋遗书》《观损益象斋遗集》《务实子遗书》《随安子日记》《镇南州志略》若干卷，此君学行之总括也。……综君生平，可谓笃行好学、守死善道之君子矣。余为哲人哀，为世道惜，乃覼缕表于君之墓石，以备史乘之征，以昭示后之人。

　　甘孟贤的学问精深，由云龙撰《甘应埙先生传》（收入《定庵文集》）说：

　　“诸弟叔贤、仲贤、季贤相继登贤书，先生率以教授四方，学者负笈踵至，成就甚众。至先生之学，得之于庭训者多；而诸弟之学，又得之于先生者为多。当是时，遍三迤人无不知有姚安甘氏，而先生布衣粝食，奉亲授徒，数十年如一日，达官贵人见之者靡不退然若怀惭也。先生内行既完，尤好性理诸书，以‘课心’名书屋，作《课》《心》两箴，学使高钊中赠以《理学宗传》一书，遂潜心玩索，身体力行，自是学养益粹，孝友益笃。饮食必亲进，起居必亲侍，则兄行于前，弟随于后。……教家以礼法为先，凡丧祭冠婚，悉依朱文公家礼，乡里化之，以为维持风教，莫不重伦常也。倡建三纲碑，以为凶荒必先有备也。……为学务实践躬行，尤深于《易》，知得失穷通之理，明吉凶悔吝之道，故经变革而处之夷然，无所挠易。其教授则以激发良心为主，以孝弟廉耻为验，近于阳明‘致良知’之说，而以诚动物则直上溯濂溪心传者也。滇学自钱南园、王乐山、窦兰泉诸先生后，继起者有昆明陈筱圃先生、剑川赵介庵先生，皆与先生遥相印证，虽先后之，出处不同，而其冥心独造，足为时流后学矜式则一也。”

　　如此说来，以甘孟贤为代表的清代姚嶲学派较好地解决了“阳明学”与程朱理学之间难以协调的矛盾。在李贽到任姚安府知府前处于极度“混乱”并被佛教肆意挤压的儒学，经过姚嶲学派的推演与完善，最终获得了驾驭禅宗和“王学左派”的能力，然则李贽带给姚安的“讲学”功莫大焉。

　　３． 陈廷杰

　　在进入民国纪元以前，被甘孟贤尊称为“姚阳三先生”的著名人物，除前面提到的高奣映、饶乙生外，还有一位就是陈廷杰。民国《姚安县志》第四册《人物下·乡贤》说：“陈廷杰，字笏斋，咸丰间岁贡，性端重简默。幼从贡生甘荣禄学，终身守师法，并与甘雨订总角交，互相切劘，励志行修。……播迁之馀，多有挟妖妄为降乩以惑世诬民者，为文力辟之，洋洋千馀言，识者拟之为昌黎《原道》之作。……晚年主讲大成书院，勤教不倦。”甘孟贤撰《笏斋先生家传》（收入《姚阳三先生遗书》，云南省图书馆藏清稿本）说：

　　笏斋先生姓陈氏，讳廷杰，王父永旺，本刘氏子，原名刘振绪，嗣陈氏，生泰。泰生先生。三世皆姓陈。先生生子畇，始复刘氏姓，重所本也。先生以刀光四年二月三日生，甫成童，即从先王父学。时先王父课先考于家，藘染恶习，不令与群儿处，独善先生端谨安重，命与先考同案考业，遂订总角交。先生少先考一岁，其撷芹、食饩、贡成均皆后先考一年。先生自少劬学于先王父，得薰定讲授之功，于先考收切磋琢磨之益。弱冠卒业，推所得，以教人、从游甚盛。咸同之变，士之负文学者，逆匪辄诱以伪职，惟先生与先考持志不污，各远引而去。先考避州西，先生避大姚，抱遗经，传绝学，隐居教授，殆十馀年。乱平，先生挈其徒，应提学试，及门之士入泮者百馀人，而先生训课益力，来学者亦日益众，与其子畇、孙善修分庭督课，日无宁略。晚年日（目）微盲，仍手一篇，授生徒不以一刻自逸，嗟乎！先生其能体圣人不倦之诲者乎？吾姚自兵燹后，先民榘矱，荡焉无存，士习奔竞，民情浮嚣，日甚一日。先生一以廉退谦让持其身，俭朴敦厚化其家，子孙守其教，门人式其德。世道人心，赖以维持，是大有功于名教者也。先生居恒，不出户庭，戚友以酒食相招，亦欢然往，饮不逾量，语不訾人，傲岸者当之辄屈服，不敢自肆。其学务知要常，以“不欲勿施，有诺无宿”二语自勉、勉人。以光绪三十年甲辰二月二十日卒于家，得年八十有一。畇，岁贡，先先生一年卒。善修，州学生。赞曰：“咸同之乱亟矣。老成谢，典籍亡，赖二三君子力持于兵燹之馀。卒之渊源所渐，文教重兴，诗书之士接踵而起，如先生者可一二数也。呜呼！绝续之际，所关钜哉！

　　五、“姚嶲学派”的薪火相传

　　清乾嘉以后，姚郡赖有“饶乙生倡明理学……甘氏继之”，理学益为昌明。近人方树梅编《滇贤生卒考》（民国丙子仲冬晋宁方氏南荔草堂刻本）搜集了一百位滇籍乡贤的事迹，姚州甘雨、甘孟贤和甘仲贤（１８５５―１９０８）入选其中，该书说：“〔甘〕仲贤……〔任〕优级师范学堂经学教员，著有《观象反求录》。……光绪戊申因教授劳心过度，九月二十九日呕血而卒。陈提学荣昌私谥‘文纯’。”此前在甘雨卒时，门人私谥“诚正”，并刻有《甘诚正先生懿行》传世。到民国五年（１９１６）四月二十八日甘孟贤卒时，门人私谥“文贞”。仅凭这三个让人无比信服的谥号，就能证明晚清时期姚郡理学之昌盛。

　　民国《姚安县地志》有《人口》说：“姚人崇奉儒教，振古人，兹其入教者居百分之九十九。”清咸丰间的岁贡陈廷杰幼从贡生甘荣禄学，而与甘荣禄、甘荣昌同时极负名望者，为贡生鲁■、拔贡由从政及举人由从礼。

　　据甘孟贤撰《赵金坡先生年谱》（云南省图书馆藏清光绪间刻本）说赵子骧（１８３５―１８８４年）受学于塾师，“入塾二年，即能背诵《四书》《诗经》，不失一字”，“里中有鲁姓者，姚世家也，积书颇富。公日就其家，博览群籍”，其后官至河南南汝光兵备道，而其子赵鹤清则受业于甘雨设席之大成书院。

　　马驷良“回乱初起，避地会川，舌耕自给”，至“效力军营”，以候补道宦浙十载，得窥俞樾（１８２１―１９０７）之渊博学问，“解组归，重建凤岫书院，聘名师或躬亲讲授”，贤婿由云龙即出其门；胡寿荣回乡“师主大成书院讲席，从学者率知名之人士”；还有由人龙“少从甘叔贤学”，甘德辉被选入经正书院为高材生等等。

　　从晚清到民国时期，滇人对姚安府知府李贽及其“非儒”思想的梳理，推由云龙的贡献尤伟。在近代姚巂学派中，由云龙堪称“继往开来”的第一人，他不仅是清光绪二十三年云南乡试举人，还是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的前身）毕业的首位云南籍学生。据刘念学编《姚安县史地概要》有《学术》说：“近则由云龙于中外今古学术，博综赅贯，现已著书二十馀种，更为承先启后〔之〕唯一大师。……此则邑中学术之崖略也。”惟由云龙的学问，仍不能出清乾嘉学派专擅考据的范畴。民国《姚安县志》第四册《人物下·寓贤》说：

　　李载贽，一名贽，字宏甫，号曰卓吾，晋江人（或作泉州人，然晋江为泉州府附廓首县，作晋江为是）……卓吾之“三教合一”诸说，间有驳杂处，要其卓识伟论，自足述往古而开来学。时事亟矣，非大开言论之途俾聪明才力者，得以自抒其所见，举一切经济、政略、工艺之属，皆足阐吾国固有之长，取与国新辟之美，以见诸施行，不足以救国。彼卓吾者，抑亦千古特立之人物焉。得不表彰，揄扬昭垂于后世耶？

　　据考证，这篇“李载贽传”就是姚嶲学派的集大成者由云龙撰写的，惜目前之学界没有能识此者。此外，由云龙撰《滇故琐录》（民国庚寅石印本）卷之二《李卓吾传》说：

　　卓吾曾为姚安太守，多善政。余曾于《姚安〔县〕志》中撰《李载贽传》入之《官师》，顾限于篇幅，不能畅发其为学之旨。卓吾为人，又不理于谢在杭、顾亭林、王山史诸贤之论，惟袁中郎（宏道）著《李温陵传》颇称道之，兹特最（撮）录其要，可以观其学术之概，云：“李载贽字卓吾，温陵人。少举孝廉，以道远不再上公车，为校官，徘徊郎署间。后为姚安太守，法令清简，不言而治。每至伽蓝判了公事，坐堂皇上或置名僧其间，薄书有隙，即与参论虚玄，人皆怪之，公亦不顾。禄俸之外，了无长物。久之，厌圭组，遂入鸡足山阅龙藏不出。御史刘维奇其节，疏令致仕以归。”卓吾学术，渊源〔于〕姚江。龙溪，为姚江高第弟子。龙溪之学，一传而为何心隐，再传而为卓吾。故卓吾叙《龙溪文录》曰：“先生此书，前无往古，今无将来。后有学者，可以无复著书矣。”夫卓吾固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者，其言曰：“人之是非，初无定质。人之是非，人也，亦无定论。无定质，则此是彼非并育而不相害；无定论，则是此非彼亦并行而不相悖矣。然则今日之是非，谓予李卓吾一人之是非可也，谓为千万世大贤大人之公是非亦可也。汉唐宋以来千百馀年间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其言如此，乃尊龙溪，以为空前轶后；尊心隐，以为上九之大人，则卓吾学之所从来可知矣。卓吾所著有《焚书》六卷，内分书答、杂述、读史五卷，其第六卷则四、五、六、七言诗也。此书外，又有《藏书》，分纪传、总类、别目，起自春秋，讫于宋元，盖述史也，用以自怡，不可示人，故曰《藏书》，凡六十八卷。《续藏书》自明兴及庆历诸臣列传也，其目有功臣、有名臣，功臣有开国、有靖难、有内阁、有勋封、有经济、有清正、有理学、有忠节、有孝义、有文学、有郡县，自王侯、将相、士、庶人、方外、缁黄、佣仆、妾妓、无不备载。其《说书》以制艺发孔孟、曾思之精蕴，合四书以观，盖能得其是非，不随人俯仰。当明季帖括专制思想束缚之际，能一切摧陷廓清，独标真谛于今世哲学家所谓道德标准，随时势为转移，及后之平等、自由诸说皆与暗合。虽经两次焚毁，卒尚流传于世，可不谓独立卓然之丈夫哉？中年得数男，皆不育，亦不置妾媵，遂无子，惟参求佛乘，迥绝理路，发咏孤高，少有酬其机者。后作《九正易因》，甫成，已病甚。中谗被逮至都，毙于狱。生平与焦弱侯至交。马御史经纶尤倾心敬服，归其骸，为之大治冢墓，营佛刹云。

　　值得注意的是，张建业主编《李贽全集注》第二十六册《附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０年）及张建业编《李贽研究资料汇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都没有收录《李卓吾传》（由云龙撰），其“引用书目”中找不到《滇故琐录》。民国《姚安县志》第五册《学术志·学术概论》说：

　　万历初年，晋江李卓吾来守姚安，卓吾为阳明粤闽派之健者，其说较为浪漫（向林冰《中国哲学史纲要》），尝有三教合一之说……珽著书甚富，如《续钟伯敬史怀》、《续说郛》，并辑《〔宋〕四大家文选》，多存目通考。邑中明代学术，陶氏昆仲殆已著称海内矣。

　　这里面提到《〔宋〕四大家文选》，据赵尔巽（１８４４―１９２７）等撰《清史稿》（民国十七年清史馆铅印本）卷一百四十八《志一百二十三·艺文四·集部·总集类》说：“《宋四大文选》八卷，陶珽编。”惟诸家藏书均未获见，恐已佚。毋庸置疑，这段文字同样是出自由云龙之手。由氏著述之丰富、涉猎之广博，恐姚郡诸乡贤无能出其右者。民国《姚安县志》第五册《学术志》列举了《定庵文存四卷》（由云龙撰）、 《定庵诗存四卷》（由云龙撰）、《定庵诗话二卷续话一卷》（由云龙撰）、 《越缦堂诗录初集十卷续集十卷词录四卷》（由云龙辑）、 《漫游百咏一卷》（由云龙撰）、 《越缦堂读书记六卷》（由云龙纂）、 《楹联话旧一卷》（由云龙撰）、 《由氏族谱一卷》（由云龙撰）。该《志》附有“论曰”说：吾邑先正著作，如明代二陶、清初高氏各书，类多刊布，只以地处边隅，传播实难，日久间多散失。迨甘氏四桂继起，著书亦富。又儒素家声，刊布无多，征文考献者时抱隐憾。今定庵由氏所著各书，杀青订正，即付铅印。缥帙玉函为学人稽考之资，讵非文化进步之一征也欤！”从更大的学术视野来观照，由云龙生前刊行的著述还有很多，诸如《北征日记》（１９０２）、 《东游日记》（１９０２）等二十多部，惜今天的读者已极难获见这些著述的全貌。就其师承脉络来分析，由云龙到北京后便对翁同龢（１８３０―１９０４）、李慈铭（１８３０―１８９４）等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反倒是同“滇南四杰”（即剑川赵藩、石屏朱庭珍、保山吴式钊及昆明陈荣昌）的距离较疏远。

　　六、附记

　　作为程朱理学的推崇者，那位试图遏制李贽思想传播的骆问礼（时为云南布政司右参议分守洱海道）被选派到姚安任职的时间很不合适。如果他能在清乾嘉年间再被选派到姚安任职的话，其命运绝对是另一种格局。令人遗憾的是，清代的姚安人终究还是将骆问礼彻底遗忘掉了，这恐怕还是因为姚安府儒学仍不够发达的结果。据美国华裔学者黄仁宇著《万历十五年》（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第七章《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说：“在李贽被任〔命〕为姚安知府之前，他已经享有思想家的声望，受到不少文人学者的崇拜。……从个人的角度来讲，李贽的不幸，在于他活的时间太长。如果他在１５８７年即万历十五年，也就是在他剃度为僧的前一年离开人世，四百年以后，很少再会有人知道还有一个姚安知府名叫李贽，一名李载贽，字宏父（甫），号卓吾，别号百泉居士，又被人尊称为李温陵者其事其人。”但无论如何推测，李贽在“援佛归儒”的道路上没法修改教训。由于佛教传统的根深蒂固以及儒学“非正统”倾向的再次逆袭，僻处一隅的姚安人最终无法忘记“还有一个姚安知府名叫李贽”。２００７年６月１８日，为了纪念李贽诞辰４８０周年暨李贽出任姚安知府４３０周年，姚安县社会各界捐资铸造的“李贽铜像”被置于梅葛文化广场供人瞻仰。